从事“审查、调查、抓人”的人员总计超过了300万人，占比已接近甚至超过中国全部公务员总数的40%。
现在，中共政权把主要资源都用于监管体制内的官员，导致大量官员落马，剩下的那些长期处于恐惧之中的政府官员们终日心惊胆战，避祸唯恐不及，对未来没有没有任何希望，更谈不上什么社会治理了。
2023年，中共内部被纪检系统审查、并受到党纪处分的人员数量约为61万人。2024年，这一数字上升至约88万人。仅今年1～9月，被纪检系统审查并受到处分的人数已达到68万人。按照这一趋势推算，全年估计在110万至120万人之间。需要强调的是，这还只是党纪层面的内部处分，并不包括进入公检法系统、涉及刑事犯罪的人数。预计2025年，仅处级及以上干部中，被采取留置审查措施的人数，就达到了约5万人。“留置”本身并不进入司法程序，它属于纪检监察系统内部权力范围，绕开公检法体系独立运行。作为对比，2013年这一数字约为2.6万人，2024年约为3.8万人。
基于以上数字，再结合案件审理流程本身所涉及的复杂环节——立案、初审、外调取证、文书审查、汇报、审批、执行等，因为是党内执法，这些工作不可能由临时人员承担，只能由正式编制人员完成。由此可以推断，仅纪检委和监察委体系内的公务员规模，就不低于100万人。如果再加上事业编制人员，这一系统的规模很可能超过500万人，这还只是由工作量的本身做出的保守测算。
再看公检法系统。公安系统的公务员规模，保守估计在200万至250万人之间，涵盖治安、刑侦、交警、边防、出入境、劳改等多个领域；检察院和法院系统的公务员总数也有约50万人，其中法官约15万人，检察官约10万人。
根据公开数据，2015年底，中国全国公务员数量约716万人。按近年招聘节奏推算，到2024年底，在职公务员规模应在800万至900万人之间。也就是说，在当前中共体制内，这些东西两厂的锦衣卫——纪检监察系统加上公检法系统，从事“审查、调查、抓人”的人员总计超过了300万人，占比已接近甚至超过中国全部公务员总数的40%。这些人并不直接创造社会价值，不提供公共服务，不参与经济建设，他们的核心职责高度集中于“监管”、“审查”和“处分”。
其中，纪检监察系统的权力还明显凌驾于公检法之上，他们惯常使用的留置制度，甚至可以绕过司法程序，不接受司法制衡。更关键的是，这一系统的激励机制完全建立在“抓人数量”和“案件级别”之上。抓得越多、案子越大，个人升迁速度越快。操作上秘密抓人、单方面处置、全过程不透明、不允许律师与家属介入，导致大量人员在失联数月后，外界仍不知其去向。
近年来，中共部级以上干部中，出身于政工、纪检、秘书系统的比例显著上升。这类干部的共同特点是：没有行业技能、不产生社会价值、不懂得公共服务、不会解决社会矛盾、不能提升医疗教育服务水平、不会改善社会经济、不懂得创新发展，但是他们能抓人。由于党魁管党的主要手段仍是疯狂依靠监控、使用特务渗透来治理政党。其结果就是：史无前例的出现六十多个政治局候补委员缺席今年的四中全会。
中共几乎把所有主要力量都投入到监管各个层级的官员身上，根本没有多余的力量来执行任何经济复苏和民生治理的工作。结果是，官员不再以“把事做好”为目标，而是以“不出事、不被抓”为第一原则。多干多错、少干少错、不干不错，成为体制内主流做法。
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，在自然灾害、公共安全事故和突发事件中，高层反应迟缓，现场缺位。不是没人看到问题，而是没人愿意承担决策责任。因为管的越多，签字越多、决策越多，留下的“把柄”就越多。雪上加霜的是，目前大量年轻的马列专业毕业生，直接进入到纪检监察系统。国家最“吃香”的岗位与资源，正在被最不参与建设的特务们占据。这是一群体不需要法律训练，也不经过司法体系培训，只需证明政治忠诚，就能获得极大的审查权力的粉红。他们热衷于执行控制，却缺乏任何关于经济、社会和公共治理的能力。
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，愈演愈烈的群体事件、成规模的冲突持续发生。中共政府官员们的反应不是认真反思，及时解决，而是进一步依靠强力的维稳与镇压民众的诉求，导致民怨更加沸腾，各地献忠事件频发，形成恶性循环。从历史经验看，这种现象往往出现在独裁暴政在解体前的末后期阶段，而这正是当前的中共体制正在显现出的真实状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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